第两百九十七章 五等？

    日渐西斜。

    崇政殿内的考生，基本都完成了答卷，开始最后的检查工作。

    毕竟，这次考试很可能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

    能否改变命运，就看这一遭了。

    因此，即便再怎么重视，也不为过。

    便是如范仲淹、梁适这等自信心十足的考生，也是一遍又一遍的复查。

    明星考生，也是有烦恼的。

    关注越多，压力也就越大。

    好在他们二人都是那种抗压能力极强的人，反复检查数遍之后，他们几乎做出了同样的判断。

    正常发挥！

    又过了一会，考生们先后提交了答卷。

    如同贡举殿试时一样，御药院的内侍们，负责收拢答卷，然后送往弥封处。

    黄昏降临，第一批誊录好的答卷已然送到了编排所。

    此次出任考官的分别是翰林学士晏殊，翰林学士李谘，判登闻鼓院事周起，以及御史中丞刘烨。

    毫无疑问，考官阵容十分的豪华。

    只是相比于贡举，考官的人数倒是少了一些。

    这也正常，毕竟贡举殿试的人数远比制科殿试多得多。

    不仅如此，制科的阅卷时间也比贡举殿试要少。

    只有两天时间。

    ……

    ……

    ……

    转眼间，两天过去。

    福宁殿。

    晏殊等人的工作效率很高，阅卷工作基本完成，如今只剩下最后一道评判。

    御前定等！

    制科及第后的待遇，虽然很高，但制科的淘汰率也是非常高的。

    高标准，高回报！

    此次参加制科的应举人，一共有五十六人，其中，三十六人连阁试那一关都没过。

    最终走到殿试的，不过二十人。

    而现在，能够被呈到李杰桉头的，不过五人而已。

    就这，还是李杰特地嘱咐过的缘故。

    如果没有提前打过招呼，只怕录取率更低。

    当然。

    这只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一科的考试结果，经晓通算可为师法科的考试时间，要稍微靠后几天。

    两者的考核内容，截然不同，自然不能放到同一时间同一考场。

    如果让经晓通算科的人参加此次殿试，录取率恐怕会更加的惨不忍睹。

    “陛下，经过臣等商议，贤良方正科，仅有五人，可入等。”

    说着，刘茂勤从晏殊手中接过答卷，然后递到了李杰面前。

    “卿等稍候，容朕阅览几分。”

    拿到答卷后，李杰先是翻看了一下卷首，果不其然，范仲淹、梁适、胡瑗，赫然在列。

    紧接着，他挑出了范仲淹的策论。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看到这句话，李杰不由微微一笑。

    果然很符合范仲淹的风范，教育为先，而这也是范仲淹一生都在践行的事。

    一以贯之！

    同时，他也想到了一件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在他的少年时期，学校的围墙上刷过类似标语。

    【百年大计，教育为先】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李杰，远比这个时代的人，更加清楚教育的重要性。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兴则国兴。

    放眼当下，亦是如此。

    如今活跃于朝堂之上的官员，都是传统教育下的文人，虽然其中不乏聪明的，能够领会自己意图的。

    但有些思想，难免是根深蒂固。

    如重文轻武、重儒轻法、重农轻商等等。

    （ps：宋朝的商品经济虽然发达，朝廷也没有过度抑制商业，但商业的地位确实不够高。

    在士大夫眼中，商业，不过是为国取税的渠道之一。

    且商人重利轻义，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

    言归正传。

    故此，在李杰看来，未来一二十年的时间，都是一个过渡阶段。

    在新学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官员，才是大宋崛起的主力。

    当然。

    旧有体系下的官员，也具备改造价值。

    范仲淹，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历史上的范仲淹，崇尚的是孔子，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然而，现在的范仲淹却觉得，明体达用更加重要。

    德行和实务，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不止如此，范仲淹还在策问中大胆写到，章句、注疏之学，俨然走错了路。

    】

    真正的儒学，当是古为今用，为我所需。

    此时，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已然有了一丝‘六经注我’的倾向。

    何谓六经注我？

    此话源自于心学大家陆九渊。

    【或问先生，何不着书？

    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这也是经书解读的两大派系。

    我注六经，重点在于‘六经’，‘我’必须要一字一句的解读圣贤书中的本意，不允许偏离，也不能牵强附会。

    训诂之学，便是这一派的重要分支。

    而‘六经注我’的重点则是在于‘我’，即六经只是‘我’表达观点的参照物。

    理学大家朱熹，就是这一派的集大成者。

    朱熹编写的种种注疏，不知夹带了多少个人私活，圣贤书，只是他表达思想的工具。

    圣贤书中的本义，不重要。

    重要的是符合当下，或者说‘我’的观点。

    在朱熹之前，王安石也是这么做的。

    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直接编了一套《三经新义》，并且将其指定为唯一科举用书。

    所有考生都要学习《三经新义》，答题也要以此为准。

    先占领理论高地，让所有有志于科举的士子，全都学习自己的思想。

    如此一来，日后科举入仕的官员，天然就站在改革派一方。

    在某种意义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是受到了《三经新义》的影响。

    圣贤本意，我不管！

    以我为准，才是最重要的！

    滴答！

    滴答！

    时间缓缓流逝，翻到最后，李杰发现众考官只给范仲淹评了一个五等，堪堪过线而已。

    如果不是范仲淹简在帝心，怕是连五等都难。

    想了想，李杰提起朱笔，直接批改了众考官的意见。

    此策，最低也是个三等。

    若不是考虑到前两等不授人，李杰甚至打算评个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