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九章 王法?陛下的意志就是大明最大的王法!

类别:历史军事 作者:吾谁与归字数:7236更新时间:24/01/27 12:13:47
    张居正的漕粮箱为何会被使用,因为眼下大明的漕粮会经过陆运+海运+陆运的方式,这样就减少了称重的麻烦,过往的漕运,往往会因为称重的原因,闹出不少的纠纷,新粮旧粮,蒸干,车马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随着度数旁通的标准化得到了改善。

    同样这个问题还涉及到了监察追责的问题。

    这些漕粮箱每过一次手,都会贴上封条,经过了哪个衙门就过谁的手,一旦漕粮出现了问题,就追查到哪里,这也是押箱不押货的基本监察原理,这是张居正考成法中重要的一环,如果可以推而广之,甚至在商业上都能形成有效的追责机制,目前大明毛呢官厂已经用上了这种法子。

    封条一贴,盖章的地方撕下一个角来,是洪武年间空印案之后形成的祖宗成法。

    大明的齐缝书押和印章、在贵重物品上再撕下一角作为堪合凭证,是大明两百年的管理方法。

    为了确保这二十万粮食能够顺利抵达海港,还将启用大明最先进的船,五根桅杆21帆面,长二十丈,宽为四丈,长宽比为5比1,主桅的高度为三丈二尺的五桅过洋船进行运输。

    这也是五桅过洋船第一次入京海航,一艘船可以装1.2万石漕粮,剩下的由随行六十六艘松江镇军兵率领的三桅夹板船负责,同时还有二十名海防巡检,驾驶水翼帆船居中传信护航。

    一支浩浩荡荡的船队正在松江府集结,他们不是在准备出海商贸,而是将南粮送往北衙。

    这是王国光初步设计的大明银粮对流体系,大明将白银带到北方,而后让商贾从南方运粮到北方,这也是当年京杭大运河的具体作用,北方土地贫瘠,多征战,粮食供应总是短缺,稍有风吹草动,粮食的价格直接飞速攀升。

    当年的盐粮对流体系,也是这样的道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大明官场盐丁的逐渐流失以及大明开中法的系统性、结构性遭到了破坏,最终让盐粮对流完全失衡,时至今日,盐引之所以仍然拥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因为合法。

    这盐引是合法的盐政,大明的商贾不总是大胆包天,最近朝廷稽税房如火如荼的稽税、追欠,让合法盐引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得到了一个快速的提升,过去一小盐引价值1.5银,一大盐引价值5两银子,最近飙升了大约15%,一小盐引(120斤)价格增长到1.725银,大盐引(400斤)价值飙升到5.75银。

    盐引不需要在官厂兑换,盐引只代表着贩盐生意的合法,万历元年到万历三年,朝廷一共就发行了3963270引,每年大约为一百三十二万引,而且这个需求量还在不断的增长,根据盐引数量,王国光估算出了大明大致人口数量在一个亿左右。

    这种估计是非常粗糙的,并不是作为四差银征收依据,大明的正赋和劳役的唯一数据依据是黄册和鱼鳞册。

    凌云翼这个从江西调往两广的总督,权豪们终于忍不住要弹劾了,两广的缙绅们以为来了个不贪不腐的总督,那就是青天大老爷来了,没想到还真的是青天大老爷,他凌云翼还不如贪一点!

    朝臣们都有点绷不住,但是凌云翼真的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任何拒绝朝廷命令的缙绅权豪,一律被打为谋逆,予以物理消灭的惩罚。

    凌云翼说到做到,比如在万历三年四月份,凌云翼上奏朝廷宣布任何人不得和罗旁山瑶民商贸往来,不得贩盐入山,违者重惩,与逆民往来、鼓噪、参与民乱,一律等同谋逆坐罪。

    万历三年六月得到朝廷核准后,张榜公告,在万历四年正月起实行,万历四年正月,凌云翼就轰破了两家权豪户的大门,将家主两人,附逆作乱的家人等十数人,坐罪论斩,奏疏已经送到了刑部衙门。

    是真的轰破,推着大将军炮就把人家大门给炸开了,而后一拥而上,将全家人都抓了。

    现在终极决策权,来到了文华殿内。

    一方面是凌云翼的荡寇平定民乱,一方面是权豪户们请求朝廷手下留情,衡量的准绳就是,这电白林氏、广州伍氏是否要处斩。

    凌云翼的证据确凿,从万历三年正月起,就开始收集对方的罪证,一直等到万历四年正月,对方在朝廷明旨的情况下,仍然抗旨往罗旁山瑶民处送盐,关键是这两家还参与到了鼓噪百姓加入民乱,凌云翼械送这些案犯入京,那是铁证如山。

    权豪缙绅们叫苦连天,争相求情,理由也还算充分,说两广总督殷部堂在的时候,大家也都跟匪寇做买卖,殷部堂就不管,殷部堂也是平倭荡寇,短短四年就将倭寇剿灭一空,殷部堂要的钱粮确实要的多了点,大家都不乐意,但殷部堂从来如此苛求,朝廷若是吹求过急,是不是有失圣上仁德?

    刑部尚书王崇古终于想起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开口说道:“此案入京之后,我部对卷宗进行了核查,人证物证书证,历历可循,刑部认为该杀,坐罪轮斩,抗朝廷明旨为谋大逆,若不治罪,朝廷威严何在?”

    群臣开始讨论该不该杀。

    殷正茂在两广因为缺少粮饷,广摊派,把名单上的权豪缙绅一划拉,直接核算,不给就拆门,还不给就搬床,方式和方法虽然不温和,但两广缙绅权豪,的的确确提供了粮饷助军荡寇平倭。

    在讨论中,万士和往前探了探身子说道:“礼部经查,两家并无三品以上官员,不在八议之列。”

    朝堂风向标万士和的这个风向,代表着讨论的风向已经彻底倒向了杀的方向转变了。

    “大司寇和大宗伯,是不是太激进了些?”朱翊钧的倾向很奇怪,他觉得王崇古有些激进了。

    王崇古稍微愣了下说道:“陛下,大明会典未曾修纂完成,这刑名混乱,臣这司寇也刚做没多久,对刑名不熟悉,还请陛下朱笔御断。”

    当大明律和大明皇帝的意见产生了分歧的时候,以大明皇帝的意见为准。

    王崇古从来不认为大明存在法律这种东西,这也是他对张居正重用循吏不认同的分歧源头之一,守法循理的官吏,大明哪有什么律法?

    他这个思路是逻辑自洽而且非常合理的。

    从身份上讲,君子,治人者也;小人,被治者也;

    大明的律法小民们压根就不懂,也不知道律法在哪里,在遇到了事儿的时候,第一时间是托庇于权豪,请权豪为自己游说一二,而且往往很有成效,这是大明的姑息之弊的具体体现。

    而大明的律法对于肉食者而言,根本就是白纸一张,无法有效约束肉食者,因为肉食者是和治人者是高度重合而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大明的律法,上不能约束肉食者,下不能约束小民,这律法可不就是白纸?说大明律,刑部尚书只觉得可笑,大明只有一个法律,那就是王法,陛下的金口玉言。

    对于循吏,王崇古的理解是能做事、能做成事的人,这才是循吏的根本面目,而不是守法循理的官吏。

    王崇古的这个理解是基于自己的践履之实,世宗皇帝有一本《钦明大狱录》,首辅张璁编纂,里面就写了几个案件,全都是皇帝钦定干涉司法的铁证,李福达案、长沙豪民李鉴行劫杀人案、光源陈洸居乡不法案、京师张福杀母案等等。

    尤其是李福达案,在大礼仪的党争之中,牵连甚广,李福达和曾光一样的妖人,这妖人化名张寅,因为捐粮纳输成为了太原卫指挥使,本来李福达已经被坐罪论斩,因为牵连到了武定侯郭勋,而武定侯郭勋只用一句话,就让这个案子翻案了。

    武定侯郭勋说:陛下啊,我因为赞同为皇帝亲生父母亲上尊号而触犯了大家,所以他们才要剥皮见骨置我于死地。

    嘉靖皇帝立刻下旨开始重新审定,最终李福达被无罪释放,官复原职还是太原指挥使。

    一直到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大寇蔡伯贯被捕,事情才真相大白,李福达就是张寅,张寅就是李福达,一场波及数年的冤案终于沉冤昭雪。

    案子的真相究竟如何真的重要吗?不重要。

    高拱和张居正因为改革的政治立场,高度赞同当年张璁和桂萼的判定,在明穆宗实录中,将李福达案仍然认定为诬告,将李福达和张寅二人混为一谈的诬告,而非妖人案。

    所以,李福达案究竟是不是冤案,在嘉靖年间不是,在隆庆初年是冤案,在隆庆四年起到万历年间,又不是冤案了。

    李福达究竟是不是张寅,这个案子是否诬告,早已经和事实无关,在案件爆发之初,案件已经完全受到政治立场的影响。

    所以王崇古不认为大明有大明律这种东西,只有皇帝的意志,就是大明最大的那一片天。

    王法?陛下的意志就是大明最大的王法!

    所以小皇帝说是否太过于激进,王崇古立刻调转枪口,改变口风,以自己刚刚做司徒不了解刑名,大明会典仍未修纂完备为由,请皇帝直接宣旨,阿旨定案,大明的传统艺能,刑部尚书的标准被动技能。

    “大司寇,朕的意思是不说杀,也不说不杀,这案子就这么查补,暂且糊涂着,人先扣着,天牢里也不缺这些个口粮。”朱翊钧看着王崇古诉说着自己的想法。

    朱翊钧看着群臣开口说道:“朕说说朕的想法。”

    “两广地面的权豪们,大的方面还是支持朝廷平倭荡寇的,殷部堂和凌爱卿在两广主持平倭荡寇,无论用了什么方式方法,权豪们都认捐了,包括了广西官运盐事,权豪也算得上配合,若是现在倭寇平定,就开始喊打喊杀,是不是有卸磨杀驴之嫌?”

    “朝廷若杀,权豪心有戚戚,恐更进一步跟瑶民互通有无,更进一步导致两广战事糜烂。”

    朱翊钧其实不希望权豪们完全站在朝廷的对立面,给凌云翼更多的操作空间和余地,一旦权豪再跟民乱沆瀣一气,那朝廷就把人杀了人,让凌云翼更好做事。

    这就是典型的政治手段罢了,他也是想让凌云翼能够真的做成事儿。

    兵部尚书谭纶听闻,认真思虑之后问道:“陛下,若是权豪仍然和瑶民连气相生,那连权豪一块剿了,不就好了?”

    “大司马所言有理。”朱翊钧一愣,沉默了片刻,认同了谭纶这个说法,他的说法非常符合践履之实,权豪既然还要违抗明旨,直接坐罪论斩,把权豪直接一块剿了,不就结了?

    万士和思虑再三说道:“陛下有仁心仁德,臣以为此乃大明之幸,但是公然违抗朝廷明旨,臣以为不应姑息。”

    次辅吕调阳询问道:“元辅以为呢?”

    “臣以为陛下所言有理。”张居正的表态突出了一个模棱两可。

    陛下主张不杀,又赞同谭纶连权豪一道剿灭的暴论,所以张居正说陛下言之有理,但是是杀还是不杀?还是说,只要陛下说的都是对的?

    尊主权是张居正变法的核心,所以他这话的意思是,只要陛下说的都是对的。

    “那就杀了吧,朕远在北衙,而两广在极南,任事大臣面临如何困境,只言片语也说不清楚,既然证据确凿无误,那就杀。”朱翊钧最终下了决断,明公们都说要杀,连最温和的万士和都很明确的说,不主张宽宥姑息,那就杀了就是。

    一定要注意到,两广缙绅弹劾凌云翼嗜杀,请求朝廷宽宥一二,而不是说凌云翼在指鹿为马,混淆是非黑白,凌云翼绝不是办得冤假错案。

    两广缙绅也知道电白林氏和广州伍氏该死,只是请朝廷宽宥。

    朱翊钧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大司寇和大宗伯就不用为难了,案子顺利推进到了下一步。

    其实凌云翼面临的局面远比朝廷想象的更加困难,若非矛盾激化到了一定地步,凌云翼一个儒学生,也不是嗜血之辈,他若是不杀人能把事儿办了,不愿意做个老好人,你好我好大家好?正因为矛盾激化到了一定地步,凌云翼才要向朝廷请援。

    张居正认为杀不杀都行,杀可以震慑权豪,给凌云翼更多的支持,不杀可以有更多的政治余地,给凌云翼在地方,更多进退的空间。

    张居正主张杀,因为他不想看到两广和西北一样,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凌云翼杀权豪缙绅,就是不跟地方蛇鼠一窝的具体表现,他当国的时候,要保证大明不再出现任何一个藩镇。

    廷议终于结束了,张居正再次开始讲筵,很多书陛下已经可以很顺畅的读明白了,所以教授的速度极快,陛下学的真的很好。

    而朱翊钧在讲筵之后,开始询问漕粮箱的若干问题,而后开始询问钱法,尤其是铜钱,大明要是铸钱赔钱,那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后水会枯竭,树会枯萎,这必须要问清楚的。

    张居正听完皇帝询问,抖了抖袖子,找了一本泛黄的奏疏说道:“臣有本代呈。”

    “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时任户科给事中的殷正茂,上奏开铜矿鼓铸铜钱,以舒缓朝廷财用大亏,铸息利厚,彼时朝廷东南平倭,西北抗虏,国朝捉襟见肘。”

    “当时核准,但是户部认为投入巨大,不如云南就地铸钱,结果把事情搞砸了,嘉靖四十四年,罢滇铜。”

    铸息是什么?铸息就是铸币税,一两银子换1000个铜钱,而1000个铜钱的所有工本银,在0.625两左右,这就是铸币税。

    殷正茂,提倡大力开采滇铜。

    “又是殷部堂的奏疏吗?”朱翊钧让张宏呈送,认真的看完了殷正茂的奏疏,十分确信的说道:“殷部堂果然有济世之才。”

    殷正茂的意思是将滇铜出滇,在城陵矶、燕子矶、采石矶等地铸钱,长江三大名矶,城陵矶在岳阳,燕子矶在南京,采石矶在马鞍山,都是长江上的良港。

    在长江沿岸铸钱,而后散播到大明内外之地,但是这样投入是十分巨大的,首先就要疏通航路,其次就是要长江良港开建,而且还要整顿沿途的私设关隘等事儿。

    户部图省事,说:城陵矶五方杂聚,于此开铸恐奸诡易兴;云南地僻事简,即山鼓铸为便宜。所以在云南就地铸钱。

    殷正茂在七月上奏,非常不认同户部的做法,认为户部是贪小便宜吃大亏,不把滇铜运出来,钱在云贵淤塞,而终无以为继。

    果然应验,就地铸钱导致滇铜无法出云南,造成了铜钱在云南堆积,钱在云南形成了堰塞,而白银却履行货币职责,银贵铜贱,最终,嘉靖四十四年停止云南铸钱。

    殷正茂说一年只需要投入39万两工本银,可以得钱6.5亿文,朝廷能盈利53万两,户部在云南投入了2万工本银,铸造3300万文,朝廷盈利2万两白银。

    “陛下,臣惶恐,当时户部实在是无奈之举,朝廷亏空空空如也,战事兵祸连绵,哪里能拿得出40万两银子去铸钱,彼时严嵩当国,严嵩党同伐异冤杀夏言,固然奸佞,但是就事论事而言,还是朝廷穷闹出的祸患。”张居正这话又为严嵩开脱的嫌疑,但张居正还是认为,当初户部铸钱,其实还是穷的问题。

    按照殷正茂的思路,赚到的53万两银子,要持续投入到长江匪患平定、长江疏浚、海港营建,如此五年之久,朝廷才能真的开始盈利。

    户部当然知道殷正茂说的危险,钱会堰塞,一定会发生,但是朝廷没银子去督造。

    这个逻辑是这样的,朝廷没银子,所以要铸钱,铸钱是为了盈利,结果需要大笔的投入,可是朝廷没有银子,至此陷入了恶性循环。

    朱翊钧笑着说道:“户部现在有703万两银子。”

    “所以殷部堂当年所画之策,就可以推行了。”张居正俯首说道。

    “先生不是不喜欢殷部堂吗?”朱翊钧合上了奏疏,看着上面卷的角,张居正拿着这本奏疏,显然是多次翻阅,上面还有张居正的笔记,显然张居正是仔细研究过的。

    张居正理直气壮的说道:“臣只是不喜欢殷部堂在两广,贿政必然滋生姑息,姑息必然有藩镇之虞,臣为大明首辅,当国理政,他现在在吕宋,那就是大明忠君体国的泗水伯。”

    朱翊钧笑了笑,让张宏把殷正茂的《议广铸钱以充国用疏》放进政学的橱窗之内,《漕粮箱法》放到了工学的橱窗之内。

    漕粮箱法,不完全是张居正的一人之智,而是南衙造船厂所有船工们的智慧。

    张居正又从袖子里摸出了一本奏疏说道:“陛下亲事农桑,以番薯救荒,宝岐司推广番薯,略有成效,臣请陛下过目。”

    宝岐司推广番薯是推广的救荒粮,张居正亲自主持,大明秦岭淮河以北广泛种植,这东西不能用于纳赋,所以种植推广非常顺利,主要是为垦荒的荒田,薯苗只需要一瓢水,一勺粪,就能活。

    两分种,三分管,五分肥,大明的番薯产量大约是宝岐司的六成到八成左右,完全看肥力,宝岐司那不是种地,那是把薯苗当祖宗伺候。

    主要是肥料上的差别,即便是如此,番薯生民无数。

    陕西、山西、一共开设了三十万亩的种田,这些种田并不是连贯的,而是各府县里,都有涉及其中,地窖若干,主要种的是马铃薯,而不是番薯,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三万余顷,饥馑饿殍比之往年明显减少。

    而河南、湖广的种田只有二十万亩,种植面积也只有两万顷左右,主要产区集中在了一些丘陵地区。

    京畿、辽东的种田京畿有四十万亩种田,而辽东只有五万亩种田,种植面积超过了四万五千顷,户部已经有声音说要对番薯征赋的打算,但是张居正依旧不肯,并且认为番薯本就是救荒所用,不宜征赋,但是户部仍然认为万历十年起,就应该征赋,否则借着番薯名义不纳正赋,会蔚然成风。

    而这里面,王崇古在西北宣大等地的番薯推广工作中,仍然是一骑绝尘,再次摘得桂冠,以宣府、大同府两府之地,种田三十万亩,种植面积三万顷、亩产为八成,遥遥领先。

    主要是十九万的力役安置,人粪多让西北番薯的产量变多,其他地方也就是六成而已。

    “朕不知让大司寇回京是对是错,大司寇离开了宣大后,宣大的种田不仅没有增长,还有所降低。”朱翊钧看着手中的奏疏,察觉到了一个现象,吴兑和王崇古渐行渐远了。

    更加明确的说,吴兑在作死。

    王崇古说两三年内,他还能管得住,那之后,西北闹出什么乱子,他真的不敢保证。

    事实也是如此,王崇古离开宣大仅仅一年,他的那些政绩不仅没有得到推广,反而是出现了下滑。

    “族党藩镇之虞也。”张居正则非常平静的说道,他已经预料到了这个局面,他不会归政的时候,还给陛下一个千疮百孔的大明。

    而此时的王崇古家宅中,已经搬到了王崇古家中的张四维,听闻了朝廷要处斩两广权豪缙绅之后,急匆匆的找到了王崇古。

    王崇古从来没改变过自己的立场,他就是想赚钱。

    张四维面色不再金黄,但是现在的面色更加恐怖,是蜡黄色的,他振声说道:“生杀予夺,生杀予夺啊!舅舅!我说什么来着?朝廷掌控了生杀予夺大权,我们赚的钱,全都是给朝廷储蓄罢了。朝廷为了银钱,冤杀权豪缙绅啊。”

    王崇古看着张四维不敢置信的说道:“你怎么这么喜欢颠倒是非曲直?凌云翼在去年正月就开始张榜,不让缙绅豪户跟罗旁山民乱勾结,已经一年多了,万历三年六月,陛下旨至两广,万历四年正月起开始推行。”

    “就这,陛下仍然打算念在他们助军的份上,宽宥一二,我,你舅舅,同意杀,陛下不想杀,廷臣同意杀,最后才廷议要杀。”

    “你能把这个事情发展的顺序捋顺了去思考问题吗?”

    “朝廷的确掌握生杀予夺大权,但若是这两家权豪户遵纪守法,朝廷闲的没事干,去威罚?他们那点家产,算什么啊,现在户部里躺着七百万两白银!”

    “朝廷,才是天下最大的权豪户!陛下才是天下最大的那个权豪户,你明白吗?”

    张四维依旧不服气的说道:“还不都是聚敛之臣,苛责鱼肉缙绅而来?”

    王崇古深深的吐了口浊气,语重心长的说道:“外甥,你的立场是你自己,这没问题,但是你有没有思考过,人是群居的,没有人能离开他人而活,你会庖厨吗?你会木工吗?你会种地吗?你会吗?你统统不会。”

    孟子驳斥农学天子亲事农桑,主要是讨论的就是分工。

    王崇古两手一摊说道:“对立而统一,你懂吗?”

    “你不能只索取,不付出吧,索求和付出是对立,也是统一的,索取就是付出,付出也是索取。杨朱之学贵己已经是邪道了,但是人家杨朱之学,还讲究拔一毛而为天下,不为也,取一毫而损天下,亦不为也。”

    “一毛不拔,一毫不取,你只是一毛不拔,却不肯一毫不取,你的想法,甚至还不如杨朱之学。”

    王崇古非常支持张居正取缔六十四家书院,这活儿还是王崇古亲自操刀干的,看看张四维的思考问题方式,这哪里是贵己,分明是以我为尊,天下都要围着我转的意思。

    新月启航,求月票,把你们的票票,都投给我吧!!!嗷呜!!!!!!!

    (本章完)